右手写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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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祖母一生善良、仁慈、勤劳、坚忍……，我们那里的人都这么说。就是这个人人称赞的人，在她的一生里，却屡有离奇出格的举止，又被我们那里的人叫做“癫婆”。

没有人知道终其一生，为什么每隔几年十几年，她就会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，一次次地逃离，最后终于成功地在这个世界消失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

我们那里的人说，这就是“命”。

只有我知道，命中注定这个说法，或许不是祖母一生的答案。

1

第一次出走那年，祖母十五岁。

那个冬日的傍晚，祖母坐在门槛上，看管自己的三个弟弟。今天的天黑得仿佛有些早。往常这个时候还有一丝微明。残阳西照，在远山背后透出一片光辉，斜射上天，向西的天空就亮堂起来。地上万物影影绰绰。

以前没有怎么在意，但是太阳好像没有这么快下山，它总会在西边的群山背后停留一阵。但是今天，它好像省略了这个过程，直接就坠了下去。至少，对她来说是如此。

她的父亲和母亲下午就没有回来。有人带回口信，说母亲说的，让她带好三个弟弟。捎信人只说了这一句，掉头就走了。她怔了一阵，追上去问：没有别的话了吗？捎信人说，没有了，你母只说了这一句。她在原地站了一阵，回过神来，才发现自己竟然忘了问父亲、母亲去了哪里。但捎信人已经走远了。

其实不用问，她也知道父亲、母亲去了哪里。但是她不能确定具体的地方。斗争大会往往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，今晚在围子坪，明晚在红斗湾，后晚可能就换到炮马滩了。除非有人通知，但通知也仅及于参加斗争大会的群众和斗争对象，像她这样的斗争对象的子女一般不在通知范围之内。

她慢慢地往回走。惊惧如影随形，浸泡着她。母亲捎回的那句话里满含不祥。这么些年来，父亲和母亲参加了不少的斗争大会，却从来没有捎回这样的口信。她已经习惯了这些充满悬念的等待：在打开房门之前，她永远不知道自己即将见到的是父母的尸体，还是活人。但是，没有哪次像这次这样：结果好像提前告知了，或者说，悬念被事先设置了前提。

三个弟弟在门槛上坐成一排，眼巴巴地望着她。大弟弟接替了她的位置，搂住了二弟和三弟，看见她回来，大弟弟溜了下来，依旧坐在门槛前的蒲团上。她从大弟弟身边跨过，在门槛上慢慢坐下，搂住了他们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问他们肚子饿不饿。大门朝西，隔河相望，很远的地方，就是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她曾经指着夕阳下的群山剪影，告诉弟弟们传说中的卧佛在哪一段。太阳就在那里下沉，然后把大地交给黑暗。

夜半时分下起了大雪。几十年前的我们那里，每年冬天都要下雪，远不像现在，几年都看不见一片雪花。父亲和母亲回来，身上积了厚厚一层雪。她和三个弟弟还有门槛上坐着。三个男孩已经睡着了，倚在她身上。父亲把睡着的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抱回屋里，放在床上。她这才觉得浑身都麻木僵硬了，站不起来。父亲扶了一把，将她搀回屋里。她看着自己的父母，他们看起来是欣喜的，身上没有伤痕，比以前的那些回还好些。

她听见父亲在对母亲说，明天过了就好了。

这个晚上她合衣而卧，没有睡实。家里现在住的地方是以前的厨房和一间偏房，偏房隔了开来，就成了一家人栖身的地方。这种房子木头做柱，中间用竹篾夹成板壁，然后用粘土混和铡成寸把长的稻草，糊在竹篾的墙壁两面。墙壁不隔音。她听见父亲母亲也没有睡好，翻了一夜的身。直到天快亮时，她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

她是被外面的喧闹吵醒的。她翻身爬起，趿上鞋，跌跌撞撞地往大门扑去。大门开着，她的三个弟弟站在门边，无声地望着远处的宕渠河。她扑到门边，看见外面好大的雪，铺天盖地的白，地上足有一尺来厚。河两岸站满了人，不远处的石桥上也有。有人缩着膀子，双手交叠，神情木然地望着塘里；也有人三五成群，对着另外的人指指点点；还有的人兴奋异常，锐声叫唤，仿佛过年。她赤着脚，踩着厚厚的积雪走了过去。

河面上浮了人，有十几个。水不深，个矮的女人才淹到颈部；高一点的男人，只到胸膛下面。尽管如此，冬季臃肿的衣服使人看起来还是像漂浮着。每个人的手都绑了长长的绳子，绳子的另两端握在两岸的人们手里。他们像被人驱赶的鸭子，东倒西歪，七零八落，被人从河的这一边拽到那一边，然后再拉回来。有几条绳子缠绕一起，岸上的人们指挥他们绕来绕去，以解开缠绕。没有人能停下来，河两岸和桥上的人们配合默契，看见某人停了下来，就拽动手中的绳子。哪里还有没破的冰层，他们就被拽往哪里。在一河的嚓嚓声里，岸上的人们快意地笑着，一冬的疲劳烟消云散。

她看见了自己的父母，还有三伯。

这个世界终归是温暖的，善终有善报。很多年后，在那些漫漫长夜里，病愈时期的祖母对与她相依为命的我说。她的父亲救济、帮补、教育过的人们，没有拽一下他和母亲的绳子。尽管做过校长，当过伪保长，但一生为善从未与人结怨的父亲最先被人们放回家，母亲自然也跟着放了。他们已经冻得走不动了，有人把他们抬了回来，脱掉湿透的衣服，放在床上，堆上厚厚的棉被，嘱咐她赶快熬红糖姜汤。

而她的三伯就没有这份幸运。他倒在隆冬的河里，人们把他捞上来时，已经僵硬了。

她越来越沉默。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场景下一次何时出现，也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倒下的是谁，更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何时结束。她也不例外。最坏的结果，她还没有看到。三伯那样的结局，还不算最坏的。她在想如果那一天到来，这个家会怎么样？她还有三个弟弟。他们中最大的才十二岁，而最小的只有三岁。她不敢想象如果这个世界只剩下她和三个年幼的弟弟，会是怎样一番情景。

她双手抱膝，坐在河边的石板上，静静地想。

河滩里这条长长的石板上，每一寸都留下过她的足迹。上下两里地内，只有这个地方裸露出一溜坚硬的石板来，斜插入水，让人们在上面洗濯。附近有几个村子，人多，逢上拥挤的时候，往往人挨着人，挥洒不开。她望着人们砸出来的冰洞。洞里有鱼，不时冒出一两条来，吐几个汽泡，又沉了下去。曾经被父亲他们破开的冰层又冻结了，看不出一丝痕迹。

往上或往下，就长了芦苇，连绵不绝，一眼望不到头尾。秋天的时候，纷纷扬扬的芦苇花掉进江里，随水而去。有人说，芦苇往下一直到了这条河的尽头，在另一条河边又接上了。她想，那得有几百上千里吧。

她站起身来，顺着河岸走了下去。

十天后，她被人送回家来。没有人知道这十天里她到底遭遇了什么。她沿着那一弯江水到底走了多远；在那连天的荒草河岸，一位青春少女如何度过那漫天的黑暗；风里雨中，她何处栖身？有没有受到伤害？所有的一切，都没有人知道。她不说话，任凭谁问都一言不发。农会会长提议批斗她，但被武装委员阻止了。

从那时起，她就被人叫做“癫婆”。整整一年，她都没有开口说过一个字。她仿佛痴了，眼神空洞、迷离，茫然无措，盯住一个物事就不转眼。路上逢着人和她打招呼，要等到那人走了老远，她才仿佛省起，看着那人的背影，呆呆地笑着，像是回应。就连她的父亲和母亲也不曾让她开过口。饭做好后端上桌来，给父母弟弟们盛好，她就坐在桌边，低头看着地面，直到父母弟弟吃饭，她才端起碗来。夜里她也不再开口哄弟弟。她安慰的方式就是紧紧搂住他们。母亲说自己连累了女儿，哭着要去死，她泪流满面，跪在地下，抱住母亲双膝，依旧没有说一个字。

祖母后来告诉我，她不恨那些站在河边的人，不管他们有没有拉绳子。说到底，他们和泡在冰水里的我的外曾祖父母其实没有深仇大恨，许多人还受过外曾祖父的恩惠。他们和她的父亲、母亲、她自己一样，站在那些湍如激流的年月，任由潮水冲击，身不由己，无力靠岸。这和爱恨恩怨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就像祖母当年的沉默。众声喧哗里，因为沉默，祖母就成了异类，成为我们那里的癫婆。

很多年后，我才知道，祖母当年沿着宕渠河走了一百余里，直到被查问证明的人抓住。事实上，祖母当年并不知道宕渠河流了几百里，然后流进长江，再在几千里外汇入大海。她只是想，跟着河水走，终将远离家乡，不会迷路绕回来。至于出走的原因，她没有告诉我。我一次次地试着用一个一个的答案问起，她既不摇头，也不点头。直到更多年后，她终于成功地让自己在这个世界消失，站在她在这个世上最后出现的那块荒草田里，我才隐约明白这个跟随了祖母一生，让她不断出走的原因。我的泪水不可控制地流了下来。

2

屋里突然暗了下来，门外挤进一个身板高大的人，进门的时候，还弯了一下腰，侧了侧身子。我们那里厨房的门比其它的房门要矮窄一些，因为厨房通常是女人们进出的地方。哪个男人有事没事在厨房转悠？

祖母的母亲坐在灶膛前，借着屋外透进来的昏暗的雪光纳鞋。祖母的父亲在吸烟，烟杆是斑竹做的，烟嘴已有些发黄。他的脚下放着一盆炭火，家里铜制的烘笼和铜烟杆，都给没收了，他们就用搪瓷盆盛了木炭烤火。进来的是农会的武装委员。父亲和母亲都有些诧异。武装委员负责组织批斗会，基本可以决定哪些人挨批，哪些人可以放过。他不会上门通知批斗对象。农会里有专职的通信员。

父亲站了起来，诚惶诚恐。母亲是小脚，有些不便，急里慌忙中跌倒了。武装委员很和气，伸手扶住了母亲，按坐在灶膛前的石凳上。父亲抹了一把烟嘴，双手递给武装委员。武装委员接了过来，在火盆前的矮凳上坐下。父亲要让出自己的位置，武装委员没有接受，按他坐下。父亲没敢坐，站了起来，一脸谄笑。武装委员说，你坐嘛，你不坐，我怎么说话？

然而武装委员没有说话。他吧嗒吧嗒地吸烟，一斗烟吸完，他还是没有说话。父亲和母亲不安起来。但是看样子，武装委员从来没有这样和气过。不过和气并不表示什么事都没有。据说要拉人出去吃枪子儿时，武装委员也是这个表情。这么一想，父亲和母亲的泪就要流了出来，但在武装委员面前，他们不敢。好几次，武装委员似乎都要说什么，想了一想，又住了口。他的欲说还休，仿佛挥舞着一把刀，作势欲砍，却又没有劈下。父亲和母亲的心跟着荡来荡去，忽左忽右，像在冰冷的河里被人拉来拽去。

直到第二斗烟吸完，武装委员才开了口。武装委员的话说完，父亲和母亲仿佛死里逃生，心里平稳下来，异乎寻常的平稳。酷寒里，背上竟然有汗水。

武装委员说完就走了，没有等父亲和母亲回话。也用不着回话，他只是来告知这件事的，不是商量，更不是请求。他走后，父亲和母亲从惊惶中镇定下来，才觉出这事仿佛哪里有些不对。

武装委员只说了一句话：他要娶他们的女儿。

父亲和母亲没有说同意，也没有说反对。其实说什么呢，不管从哪个方面看，武装委员都是上佳的女婿人选。他一个人可以轻松提起一头上百斤的大肥猪，轻若无物，脸上一点也看不出用力的表情，这样的人，多少庄户人家争相攀亲，惟一的遗憾，是他不识字，但那年头，识字不识字的差别不大；何况，他又是村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许多人家的命运。因此，父亲几乎不用想，就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，以及自己的女儿。母亲只要想想寒冬腊月不再被赶进水里，而是站在地上接受批斗，就足以动心。

两天过后，武装委员再度上门。父亲心中的那点不快，就如一块小小的泥块换成了石头，压在心头，有些重量了。武装委员说，他的父亲不同意娶进门，而他坚持要娶，想来想去，他只有做上门女婿。

父亲就觉得，事情好像变坏了。他好像跳进了一个坑里，武装委员一步一步地把他朝这个坑里赶。他可以想见武装委员遇到的反对，但想象不到反对到这个程度。武装委员说的更像是一个阴谋，而不是事实：他家子弟众多，现有的房屋是不足以让众多的儿子结婚分配的。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现在拥有的两间房屋：一间做卧室的偏房，和另一间做厨房兼堂屋的原来的厨房。这两间房屋，他是要留给自己的儿子的。现在三个儿子尚未成人，女婿却要上门。接下来的场景，他似乎可以想见：上门女婿进门不久，就把自己老俩口和三个儿子赶出家门，独占了房屋；或者，不赶出他们，以后趁老俩口过世，顺理成章地继承房子，不给三个儿子。

但是，父亲什么也不能做。他惟一能做的，就是沉默，听天由命。

祖母那天没在屋里。她在屋后的蒜苗地里剥蒜苗。我们那里栽种的大蒜蒜苗可以反复剥。蒜苗一般用来炒肉，或者炒后煮面条，叫做“哨子面”。要吃蒜苗，就去大蒜地里，沿着大蒜的根部，从最底下往上剥。过不了几天，上面的蒜苗长长了，又可以剥下来食用。直到大蒜老了，蒜头长成，蒜苗再也不能食用。

剥蒜苗的祖母并不知道，她的一生，就这样被决定了。

因此，祖母回到家来，看见武装委员像在自家一样，指挥她的三个弟弟打扫卫生，颇有些不解。屋里确实有些脏乱了，桌椅破败，墙泥剥落，地面凹凸不平。武装委员带着她的三个弟弟修好了桌椅，糊上墙泥，填平地面。

她的母亲把她拉进屋里，说了缘由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她走到武装委员面前，吼出了沉默整整一年后的第一句话：滚！

这一声石破天惊。她的父亲、母亲、三个弟弟，武装委员，都被惊呆了。他们看着她，像看一件怪物。她的母亲悲喜交集，抱着她，哭了。

沉默一年后的她吼出的这句话什么都没有改变。当天晚上，武装委员就用一个白布包裹提了几件换洗的衣物进了门。没有仪式，没有贺喜的宾客亲友，什么都没有。武装委员自己炒了几个菜，倒上两碗自己家里带来的白酒，一碗递给父亲，一碗放在自己面前，一饮而尽，抹了抹嘴，依着祖母和她的三个弟弟对父母的称呼，对父亲和母亲说：保保、母，你们以后看我的。

祖母的婚礼就这样完成了。

那天晚上，祖母在灶膛前坐了一晚，没有入睡。武装委员在自己隔出来的新房里独自睡下了，鼾声如雷，一屋的人都没有睡好。

第二天，照常去农会上班的武装委员被告知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他的职位被剥夺了。武装委员异常平静，仿佛早就料到了一样。事实上，事前他的确被警告了无数次，如果不是他一意孤行，领导是舍不得放弃这样一棵好苗子的。他进到办公室，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然后拍了拍农会会长的肩，说：以后少点斗我丈人，不要太欺负他。说完，扬长而去。

祖母的父亲本以为有了靠山，结果这座山不但没能倚靠，反而滑了坡，垮塌下来，掩埋了自家的房屋。农会会长不会仅仅因为前武装委员的一句话，就停止了对伪保长的批斗。相反，农会会长抓住了一份生动的教育材料。这份材料是可以好好利用的，利用好了，可以积累经验，上报、推广，取得更大的影响。

因此，祖母父亲、母亲接受的批斗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更为频繁。

武装委员再也没有权力阻止对他的岳父、岳母的批斗。但是，他有自己的办法。这个办法，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，那就是玩阴的：凭借自己根正苗红的出身和高大的身板，他专门找那些提议、通知、批斗他的岳父、岳母的人寻衅滋事，打上一架。只要对方被他激怒，他就胜利了：我们那里没有人打得过他。他的出身保证了他不会被戴上帽子，而他的家族让他不怕别人陷害：他的三个姐姐以自己姣好的身姿，嫁给了乡里和区上、县里的干部。他的家族在我们那里异常显赫。

从此，武装委员由我们那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，转变为有名的恶棍。

没多久，再也没有人敢认真批斗这两位老人。因为不管以哪种方式斗伤了他们，当事人要么会和前武装委员碰上，被暴打一顿；要么家里的菜地、猪牛、鸡鸭会莫名其妙地出事。农会会长打上去拘捕前武装委员的报告被驳了下来。上面说，这是人民内部矛盾，不宜以敌我斗争的方式解决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，就是组织人员帮助、教育，简称帮教。

帮教大会在夜里进行。农会会长要将帮教会开成批斗会。他要煞住这股歪风，否则他的职位就没有存在的价值。他吩咐人暗地里准备了棍棒、砖头，要趁机狠狠收拾一番前武装委员。

有人走在了他的前面。从前武装委员被关押那天起，他的父亲就叫来了家族所有的男人——他的五个儿子，七个兄弟，还有兄弟们的全部儿子。近二十条大汉昼夜守在前武装委员关押的地方。经验告诉他们，这样的斗争会，斗死个把人确实算不了什么。

明晃晃的瓦斯汽灯下，前武装委员押了上来，他的岳父、岳母、妻子也被拉来陪斗。台上，农会会长亲自上阵，慷慨激昂地控诉反动分子的阴毒险恶，前武装委员的立场如何不坚定。台下，前武装委员的父亲叔伯、兄弟、堂兄堂弟站在前排，紧盯着四周的动静。他的嫂子弟媳们嘻嘻哈哈，荤话臊话满天飞，训斥这位小叔、大伯一头扎进了癫婆女人的裤裆，拨不出来。其他的女人跟着起哄，乱哄哄地盖住了农会会长的讲话，满场粉色，香艳四溢。前武装委员站在台上，昂首挺胸，满不在乎，仿佛他不是来接受帮教，而是接受表彰。

农会会长发言完毕，该是群众发言。有人按照安排，灭了瓦斯汽灯。前排的前武装委员的父亲、叔伯、兄弟、堂兄堂弟们高呼口号，一拥而上，围住了批斗对象。混乱中，两方的人动起拳脚，帮教大会变成了群殴。农会会长害怕出事，只得草草宣布结束。

从此，祖母一家很少被人批斗到伤筋动骨。

第二天，祖母开口说出沉默了整整一年后的第二句话。她对前武装委员说：明天，我们自己搭两间茅屋。前武装委员花了半个月时间，在祖母家二十丈外搭起了两间茅草屋。新房落成那天，祖母和前武装委员搬了进去。就从这天起，前武装委员正式成为我的祖父。

那晚，祖母怀上了我的大伯父。

3

门前“咚”地一声，一把锄头被扔在门外左侧，扔锄头的人没有扶它，任由它横躺在门下。祖父回来了。进得门来，他把瓦钵放在桌上，一屁股坐在门槛上，面朝屋里，点燃烟杆。残阳西照，从宕渠河上溜过来，把他的身影拉长。他的头贴上了桌后的土墙。

瓦钵有一拃高，比海碗略大。我的大伯父和二伯父像老鼠一样，飞快地往桌上蹿去。大伯父毕竟大一些，率先爬上了桌子，抓住瓦钵，把住钵口，脑袋扎了进去。二伯父趴在长条凳上，急得直抓大伯父的后背。大伯父裸露的瘦背上被抓出一条条血痕，他顾不得喊疼，脑袋扎进钵里就舍不得出来。二伯父爬上桌子，抓住他的脑袋，用力摇晃，长条木凳翻了，瓦钵和大伯父一起，滚落下来，砸在地上，碎了，米汤一般混有玉米粒的稀粥流了出来。没有流多远，钵里已经所剩无几。大伯父抬起头，晃晃脑袋，甩掉头上沾着的几粒饭粒，拍拍鼓起来的肚皮，摇摇晃晃地从祖父身边走了出去，在门口被锄把绊了一下，跌倒了，他爬起来，揉揉膝盖，走到院坝里，蹲了下来，数地上的蚂蚁。二伯父趴在地上，像狗一样舔着一尺来长的稀粥。祖父心酸地看着儿子，没有拉他，依旧吸烟。

祖母也从外间回来了。三姑母坐在坐兜里，头耷拉在祖母肩头，并没有睡着。坐兜用竹编成，底部略小，供小孩放脚，中间向后突出，形成一个可以坐的平台，上面比下面大一些，可以容下小孩的上身；坐兜的正面有慈竹编成的两条带子，可以背在背上。我们那里用这种背兜背小孩，经年累月，也不知何时传下来的。

祖母在田里插秧。一个队的社员里，只有她一人把小孩背来，放在田坎上，四周用泥块、石块固实，再下田插秧。队长训斥，说这个样子不像个社员，把小孩放家里未必就死了？祖母没有理会。她放不下。人说，女儿是娘的贴身小棉袄。她这件小棉袄还只是一块布片，还没有做成。她不想这件小棉袄还没有穿上身，就弄丢了。

大饥荒已经进入第二年。三姑母是队里最小的小孩。祖母土地肥沃，接连生下了大伯父、二伯父、三姑母。别的妇人已经干涸了，三姑母还出生了。不过，三姑母出生后，祖母也枯了。

祖母从地上拉起二伯父，给了一巴掌。二伯父没有哭，又溜下地，捡拾仅有的几粒玉米粒和碎了的瓦钵片，伸出舌头去舔。祖母倒哭了起来，一边哭，一边数落祖父。她骂祖父不是个男子汉，眼睁睁看着别人欺负自家的婆娘，一样按时出工，一样干活儿，干的活儿比谁都多，打的工分却比谁都少，只因为不舍得把小孩丢在家里，背去了田边地头，一边干活儿一边照管；这样下去，这家人还活不活？

祖父装上第三杆烟，懒得回嘴。他不是没有找过那些人。他找过。但是，他面对的是一个虚空的、只在愤怒的心头存在的对手，不能实实在在的触摸：粮食收获后，交完公粮征购，剩下来的只有那么多，是按工分分的；工分标准是两百多个社员共议的，干什么活儿拿什么工分，谁也不能例外；派工倒是干部们派的，但是，有人说了，全队谁像你婆娘那样，干活儿还拖个尾巴，既要拖尾巴，当然就要照顾她，给些轻点的、有空时间的活儿。没错，有的人是巧滑一些，能瞧苗头，能看脸色。但这有什么办法，谁叫你自己没这本事？

这些年来，祖父也累了。自从和祖母结婚后，他就一直面对强大的对手，飞快地奔向中年。开初，他的父亲、兄弟、叔伯、堂兄堂弟可以架住挥向他的拳头，却不能清除他脚下暗地里的绊子。过了些年，时移势易，祖父的对手变成了一团空气，不能成像，却时刻包围着他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些对手里有他的父亲、兄弟、叔伯、堂兄堂弟。他挥舞着拳头，徒然耗费力气。渐渐地，他松开了手掌。他曾经挺拔的高大身板像揉进了苏打粉，迅速松软下来。

祖母数落了一阵，也没了力气。三姑母在她肩头哭了起来，声如蚊蚋。她放下坐兜，抱起三姑母，把干瘪的乳房塞进她的嘴里。三姑母咂吧了几下，觉出受骗，哭得更响亮了。祖母抱起三姑母，在屋里转圈儿，一边转一边拍打三姑母的后背。以往就是这样，三姑母哭得没力气了，就自己息了声，睡了过去。

门外进来一个人。祖母的母亲听见了女儿的哭骂声，拖着一双小脚过来了。她放下一只碗，拖起地上的二伯父，走了。碗里有大半碗薄粥。祖母的眼泪簌簌落下，进屋拿出一只小碗，倒出一小部分，抱着三姑母，端着小碗进了屋里。桌上还有半碗粥，那是留给祖父的。

第二天的饭是祖母打回来的。祖父从此不再去食堂打饭。祖母是个女人，还是个带着一个不足一岁的小孩的女人，也是我们那里曾经很有名的有些姿色的女人。祖父不好开口求人，祖母可以。三不五时，她厚着脸皮，可以多磨蹭一碗半碗稀粥回家。打回饭来，先分出最多的一份，藏在屋里某个地方，那是留给祖父的；再分出一份给三姑母；然后分给二伯父、大伯父；最少的那份，是给自己的。常常，祖父回家时，祖母告诉她，自己已经吃过了。

大伯父高烧三天三夜。祖母没有再出工，守在大伯父身边。她将生姜切片，埋在灰堆里烤热，在大伯父的额头、背上、手弯足弯处刮。整整三天三夜，三岁的大伯父身上布满了一道道的红的、紫的血痕。眼见生姜无效，祖母从深井里打来凉水，淋湿毛巾，敷在大伯父的额头、背上。大伯父的烧退了，醒了过来。但没有管多久，又发起烧来。

第三天祖父也没有出工，守着自己的儿子。这是他的长子。和祖母不同，他更喜欢大儿子。长子是接替自己顶门立户的继承人。那天傍晚，眼见大伯父的高烧反反复复，祖父说，要不，去医院吧，我去找我姐。祖母想了想，说，夜了，明天吧，明天要是再不退烧，就去医院。若非不得已，她不愿意去求祖父的姐姐们。这些女人是她的天敌，从一开始，她们就没有正眼瞧过她一眼。

那天晚上大伯父就夭折了。夜半时分，祖父疲累得睡着了。祖母守着大伯父。她不时用手摸摸儿子，感觉他的烧在一点点退去，而且好像没再复发。到得后来，她觉出有些不对劲了，她的儿子似乎越来越冷，不是不再发烧，而是没有热气了。她推醒了祖父，祖父伸手在儿子鼻下探去，陡地大嚎起来，然后狠狠扇了祖母一个耳光，将她从床上扇到了地下。这是祖父第一次动手打祖母。

后来，我们那里有人说，那天晚上，整个村落的人都听见了祖父的嚎哭，像狼。我们那里的人其实从来没有机会看见狼，因此，也有人说，祖父的嚎哭像鬼叫。总之，不像人的哭声。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，拉上了被子。

第四天，祖父和祖母都没有出工，他们在大伯父身边守了一天。夜深时分，他们用被子裹了大伯父，在宕渠河边的芦苇滩里找了个僻静无人的地方，深挖了一个坑，把大伯父埋了进去，踩实了泥土，铲了草皮，盖在上面。选在深夜，一是因为我们那里的习俗，夭折的孩子只能在深夜埋葬；另一个原因，是他们想给自己的儿子留个全尸。

那个夜晚，在漆黑的夜空下，祖母确信自己看见了芦苇花，如雪，漫天满地，河里也铺了厚厚一层，随水而去。

埋葬了大伯父后的第二天夜里，祖母就失踪了。

祖父是被三姑母的哭声吵醒的。白天在河道里挖了一天的淤泥，祖父累瘫了，像稀泥在床上恣意流淌，三姑母嘤嘤的哭声像一只蚊子在他耳边回旋，烦人得很。他嘟哝了一句，意思是叫祖母哄哄哭闹不止的三姑母，又翻身睡了过去。但他没有睡实，因为三姑母没有休止，还在哭闹。他彻底醒了，强撑着坐起，大吼了一声祖母的名字。没有听见回应，他点亮油灯，没有看见祖母。他慌张起来，穿衣起床，看见门开着。他在房前屋后找了几圈，锐声叫唤，没有丁点响动。他慌张了。

此时，祖母已经沿着宕渠河岸走了十几里地。这条道，几年前她曾走过。只是，她不知道。

很多年后，在我和祖母相依为命的那些年月里，她不止一次地说起那个深夜的情形。我偎在她怀里，感觉很冷。祖母说，那天深夜，她听见一个人，或者一个声音在召唤她：走，跟我走。她就起了床，穿了衣，整齐地扣好扣子，开门跟着那个人或者声音，不由自主地走了出去。至于走向何方，走的哪条道，她一概不知道。她只想远离这个让她恐惧的地方。

直到第二天天亮后被人发现。

邻近公社的一个人那天早起捡拾猪牛粪。在那些年月这是极好的肥料，可以换工分。那人看见一个衣着整齐的妇人像梦游一样，两眼平视前方，神情木然，根本不低头看脚下的路，该爬坡上坎就抬脚，该过沟就跨步，好像还有另一只眼看路一样。待得近了，他一眼就认出这是祖母。祖父和祖母的故事随着宕渠河水流传到了不少地方，逢集赶场，修水库淘河道，开大会，几乎所有的集体劳动或集体大会上，都有人对他们指指点点，因此认得祖父和祖母的人极多。他初时还以为祖母赶夜路遇上了盗路鬼。我们那里常有人在夜里赶路，绕着一个极小的地方转悠一个晚上，就是出不来。人说，这是给鬼盗了路。

那人一声断喝，祖母像从暗夜里猛地走到太阳底下，惊诧莫名，根本不知置身何处，还问那人这是什么地方，她怎么走来的。然后，她就倒了下去，再也起不了身。

祖母是被闻讯前来的祖父背回家的。回到家后，祖母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先前的她温顺、柔弱、沉默，所有加诸于她的事情，她都是承受或逃避，最后逃无可逃时，她就默默地忍受下来。这次出走回家后，她成了我们那里有名的悍妇，敢和队长、记工员叫板，和大队书记的老婆打架。因为少打了一勺粥，她把食堂炊事员砸得头破血流。祖父也成了她忠实的奴仆和打手。她说谁欺负了她，就非得让祖父找补回来，否则祖父就得忍受长达七八天的谩骂和责罚。责罚的方式是不让祖父上床睡觉。骂起人来，她可以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，醒着的时候不停地骂，从早到晚，很少停息，越骂越精神。常常在寂静的深夜，她的谩骂声充塞了整个村落。开始狗们还跟着狂吠一阵，到得后来，连狗都懒得理会了。大大小小的批斗会、帮教会，她开过不少；祖父的拳头也没有冷落过她。但她依然故我，只要能起床，肿胀着头脸，照样开骂，毫不收敛。

祖母从此声名远扬。我们那里的人背地里都叫她“癫婆”。没有人再跟她计较。每逢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都不再批斗她。也没有人再敢克扣她家的口粮工分。当别人从收获过后的田里地头捡些遗漏的土豆、番薯、稻谷、玉米都得上交时，只有她敢拿回家来。没有人再跟这个不可理喻的妇人计较。我们那里的人宽容了她，尽管背地里都叫她“癫婆”。

我们那里的人说，祖母在离家出走的那个晚上其实就死了，她的魂灵从此离开了肉身，她的肉身被一个恶鬼占据了，所以祖母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一个与以前的她迥然不同的人。这样一个被恶鬼或神灵附了体的人，总能给人一种莫名的畏惧。她要是缠上了谁，谁家就不得安宁。

很多年后的一个冬夜，一盏孤灯，两人相对，三只老鼠一只接一只地从床前跑过。祖母说，在守着大伯父尸身的那一天里，她想得最多的，并不是大伯父的夭折，也不是祖父的那个耳光，而是计算在即将到来的年底结算里，自家能够分到多少口粮。愈算，她愈觉心惊：按照他们能分到的口粮，离秋收还有两个月，他们全家就得饿死。她被这个结果惊呆了。

那个冬夜里，祖母语气平和，神态安详，尽管事涉生死，她却像在述说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和事。没有愤怒，没有悲伤，更没有恐惧和焦虑，甚至，还带些许庆幸。她一定以为自己远离了它，不再被它控制，回归了日常生活。她并不知道，其实它一生都跟随着她，并在多年后将她完全笼罩、击倒。（待续）